或以为此系上有所嗜而下迎其好的缘故，我以为不必一概而论，头头们不多有自称公仆的吗？
“大×”、“小×”、“老×”等省略名号的称呼，显示了熟人间的随意、不见外；对大大小小的头儿，也往往丢开那些仅仅具备符号意义的“虚名”，以“赵书记”、“钱局长”、“孙主任”、“李科长”等等“实职”呼之。书记若有两位同姓，则以“大赵书记”、“小赵书记”加以区别。或有职务前把名字带出来的，称“××书记”、“××局长”，那只是在尊敬外加点亲热，不是为了区别。至于没有什么“实职”的委员亦以“×委员”称谓，带了博士生的教授必以“博导”呼之，下面并无分经理的经理定要喊成“总经理”，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周作人的那篇《奴隶的言语》。
或以为此系上有所嗜而下迎其好的缘故，我以为不必一概而论，头头们不多有自称公仆的吗？也不乏在大会小会上发布“喊我老×”的声明者。非独当今，古代亦不乏有此意向者。比如司马光，他的一位仆人一直称他“君实秀才”（宋时凡应举者无不称秀才，类乎今之先生），苏东坡听后颇不顺耳，背地里指教这位仆人说你该称“君实相公”（彼时“相公”乃对宰相之谓），仆人领教后照办了。司马光询问其何以改称，仆告以“苏学士教我”，司马光便长叹曰：我的仆人被苏子瞻教坏了。这位拗相公是否有点故作姿态不能妄测，但称呼上的习性连大文豪苏轼也不能免俗，却分明揭示了我们如今这时尚实在是源远流长了。
不过，这已经是我的妄测了。司马光退居洛阳，无子女妻室，独居一人，原本孤寂得紧，自不愿从称呼开始，损丧了跟一位亲仆的纯情，并不同于今之“故做姿态”；即使苏轼对仆人们的“施教”，也可能不过是随意为之，照林语堂的说法，东坡既有“至刚之气”的可敬一面，亦不失“不大规矩”地“调皮”的可爱一面，他那“正名”之举，兴许就是一种调皮，大不类今之以称谓曲意逢迎亦未可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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